以淄博、哈尔滨等为代表的地方文旅热展现了地方性制度化重构的可能。地方性的制度化改造是应对社会快速流动性下地方公共生活的异化、个体生活的复制和数字技术的殖民的集体行动。“进淄赶烤”和“讨好型滨格”并非仅是网络传播下意外爆火的偶然经济现象，更是基于地方性再造的共同信念下的社会文化行动。重拾具身性的地方休闲、再造仪式化的地方性生活和恢复情感化的地方性互动是地方接住流量的关键，展现了地方自主性在数字社会的崛起。地方自主性是生产性、社会性和情感性的，其本质是地方文化的社会重构。地方性的制度重构不但没有导致地方间的分离，反而使地方走向中心并实现融合，在文化旅游的个体化流动中生成了社会整合的能力。

  以追逐非生产性劳动的休闲生活、增进声望的消费和无益于人类幸福的浪费为基本特征的有闲阶级，随技术与生产力的发展不断分化[1]，旅游也逐渐由彰显身份、声望和浪费的有闲符号转向大众性文化消费。旅游常被视为大众对生活现实的短暂逃离和基于想象的心灵疏离[2]。近年来，城市文旅热不断由国际都市拓展至中小城市，从崇尚现代摩登的中心化现代都市游、跨境游发展到去中心化体验式反向地方游模式，展现出地方性生活融入愿望。2018年3月，在国务院机构改革中，文化部和国家旅游局合并为文化和旅游部①。文化与旅游的融合，凸显了旅游的文化性和地方性属性。各地文旅局和文旅从业者纷纷借助网络自媒体平台，打造具有本地特色的数字文化名片。从2023 年3 月因烧烤爆火出圈的山东淄博到2024 年1 月的黑龙江哈尔滨，再到2024 年3 月的甘肃天水和8 月的山西临汾。网红城市固然离不开符号的生产和数字的传播，但越来越显示出超越身份与地位的符号性象征消费态势，爆款城市旅游的背后彰显出地方文化生产与延续。城市文旅热不仅是自上而下的城市情感治理转向[3]，也彰显了旅行者自下而上的身体在场中具身体验的回归、数字社交倦怠的反抗与线]，更展现出旅游地市民自发的文化传承与情感表达下所营造的包容性城市空间。在哈尔滨，市民为感谢广西送来的砂糖橘，自发地在中央大街免费为游客派送冻梨②。城市旅游不仅带动了地方经济的发展，更为地方性文化互动与地域间情感交流提供了融合性社会空间。2024年1月5日，随着哈尔滨旅游爆火，排起长队的索菲亚教堂网红蛋糕店老板娘喜极而泣，“哈尔滨终于被所有人看见了！”③。

  近年来，伴随着“进淄赶烤”“讨好型滨格”和“甘肃天水麻辣烫”等网络文旅热潮所形成的新型网红城市，展现出一种从消费符号的复制走向文化的地方性重构的旅游城市发展模式。新型网红城市生产的内在社会动力是什么？为什么城市文旅局、文旅从业者、城市市民和外地游客们源源不断地加入城市景观的生产之中？为了回答以上问题，本文以地方性为核心概念，提出地方性的制度化重构，通过揭示作为数字社会后果的去地方化运行机制，在此基础上以新型网红城市发展为分析案例，阐释网红城市的地方化改造内涵及过程，指出城市被重新发现是建立在其地方性重建基础之上的文化的地方性情感重塑的结果，并回答多主体源源不断地加入城市景观生产之中的文化动力。“进淄赶烤”与“讨好型滨格”等新型网红城市的地方性制度化重构过程，显示出现代交通与数字通讯技术发展非但没有加速城市中心化并掩盖地方的空间临近性，地方借助文化的力量反而从边缘走向中心，重新孕育地方性蓬勃的生命力，形成跨越边界的情感共同体。数字社会非但没有消灭地方，反而在对遥距感知经验和贴近感知经验的互构中重塑了地方性的集体文化认同，持续生产着地方自主性。

  [5]，取而代之的是超级流动下城市空间中的个体化聚集[6]。现代社会不仅带来生活空间的流动重构，也带来社会空间与心灵空间的流动性重组。数字社会是灵肉时空分离的社会，突破了肉身具身的物理空间与个体体验和感受的社会空间的重叠性[7]。现代技术之于劳动领域的变迁乃是制造了意义贫困的状态，它消解了人们所认可的价值相关联的时间结构，空间压缩下闲暇时间的社会意义被解构，致使劳动者与其生活世界脱嵌，形成以意义贫困为代表的新的劳动异化表征[8]，个体成为数字游民，其认同机制也由“属地认同”转向“属人认同”[9]。在社会流动性的变迁中，空间被私有化。在我国城市化进程中，流动人口通过共享的物理空间，将流动的个体集中于共同的社会框架之中，形成反作用于社会关系的地方性团结[10]。

  [11]。在阐释人类学的文化研究语境下，地方性与民间性具有内在一致性。Geertz 强调文化的关联性和背景性，认为文化必须是富有意义的“网”[12]。作为“网”的文化，不是封闭在个体头脑中的东西，而是与外部世界关联在一起的公共符号系统，是在具有一致性空间单位下的事件、关系、活动和仪式。“网”内的成员通过那些被赋予公共意义的符号交流自己的世界观、价值观和社会情感[12]。在社会政策领域，地方性实践意味着分层与差异化发展。社会政策制定与实施应与地方经济相协调[13]，并与地方性资源网络空间性相嵌合[14]。另外，地方性也与民族性、边疆性相关。基于民族地域空间形成的包含生计模式[15]、经验与常识[16]等地方性知识具有整体性和系统性。在民族地区，地方性知识是促进地方产业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的因素[17]。但同时，开放性使作为民族特色的文化与地域紧密相连的隐喻性概念被消解，流动性成为改变传统地方性不可逆转的社会动力[18]。在边疆性有关的论述中，地方性被赋予在现代性社会变迁中的异质性特征[19]，是区别于主流现代化进程中被遮蔽的边缘性模式。但这并未停留在对具体空间的习俗讨论之中，而是进一步上升为方法论。地方性知识强调知识产生、运用和辩护的地方性、条件性和语境性，“以他人看待我们的眼光那样看我们自己，可能会令我们大开眼界”[20]。地方性为分析社会行动及其动力机制提供了一个空间视角。

  [21]。本研究提出地方性的制度化重构作为解释框架，用以说明超级流动的数字社会中地方性基础变迁与地方性再生产的社会机制。地方性的制度化改造包含三重内涵。

  [22]。在现代社会中，身体作为被规训的对象，被客体化、工具化、符号化，以身体为核心的共同在场的时空关联被纳入的是一种情境空间性，而不是位置空间性。对身体来说，“这里”指的不是某种确定的地点，而是积极活动的身体面向其任务的情境定位[23]。但数字技术使缺席在场变得可能且普遍，个体得以共时地存在于多个社会空间之中。数字控制下所形成的数字信任，通过时空的压缩，使缺场变成低成本的社会互动方式[24]。人的理性是基于人的身体特性并通过人的后天实践构建的，这一过程即为具身性[25]。数字技术所创造的替身效果亦需要以具身性为基础[26]。所有社会互动都是在共同在场的时空边界内的具体情境中发生的，它要求行动者借助一些手段从而能够“来到一起”[23]。地方性的制度化重塑的第一个维度便是为旅游中多主体的身体空间在场重新系统性地赋予社会意义，使大众化的在场具有文化上的可及性。

  。消费社会的到来极大地拓展了人口流动和商品贸易的社会空间，在这一过程中，互惠的社会交换不可避免地被货币化和消费化，工具性的商品交易越来越取代表达性的礼仪成为社会交换的主要途径。这是因为陌生人社会中，流动化使互惠原则中回馈必须推延的规则[27]被打破，越来越依赖即刻的商品交换。个体为工业系统服务的方式不是给它带来自己的积蓄，也不是向它提供投资，而是消费它的产品[28]。地方文旅特色被重塑为具有全球性的公共消费符号，并在数字平台的交易中被悬浮于地方空间之上。因此，地方性的制度化重构必须建立在数字社会万物联通特性之上，并使之成为在全球化进程中以延续性互动为中心的互惠模式的社会技术基础。地方性重构包含了数字平台技术之内所形成的一整套“人-地-景”制度安排，而并非局限于恢复独立于数字网络之外的封闭性地域社会与文化景观。第三，地方性是再情感化的社会文化实践。在消费的全套装备中，有一种比其他一切都更美丽、更珍贵、更光彩夺目的物品——身体

  。身体的商品化进一步使情感与地方性空间的脱嵌，形成一种虚假的“对自己负责”——对作为客体的身体消费负责的假象。让人获得消费的自由进而使他们对其他的一切都漠不关心[29]。在消费社会，非生产性的地方生活出现去情感化态势，情感慢慢的被商品化，进而被生产化。情感被视为一种劳动控制重要形式，通过操纵情感安逸、幸福、满足、兴奋或激情创造超额剩余价值[30]。地方性则因依赖地理邻近性而保留了更高情感互动的密度与情感体验的可能性。邻近本质上是指构成一系列“我们”的基础，而“我们”正是构成所有社会本能的基质，是基于归属感，依照特定伦理，并在交流网络框架中所形成的[31]。正如Geertz 对遥距感知经验与贴近感知经验的区分，相较于客体凝注的遥距感知，贴近感知是情感性的，两者并非对立而是程度性的[12]。文旅景观的地方性的制度改造是指身体与心灵重新整合在社会文化的一致性实践之中，将生产性的情感祛魅，重塑情感的主体性文化实践功能。

  2 现代社会生活的时空分离与数字社会的去地方化数字社会下，数字平台的去中心化孵化了大量的关键意见领袖，在关键意见领袖型网红的影响下，网红景点打卡成为旅游的新模式，打破了旅游的1.0 时代

  关于旅游的知识被旅行企业掌握下所形成的以著名大城市或传统旅游城市为主的团队游模式，旅游由文化消费转向空间消费，个体化网红（地点）打卡成为旅游的重要形式之一。网红景点是社会流动性下现代社会生活的时空分离与数字中心化下形成的景观空间。网红景点的空间生产丰富了大众的文化生活的同时，也引发了地方治理者与旅游从业者、市民、旅游者的空间分离、对立与争夺风险。地方空间的工具性区隔、功能性压缩和去情感性转向是空间景观化的社会动力机制，它导致了公共生活的异化、个体生活的复制和数字技术的空间殖民，制造了不在场的地方和数字的中心景观。旅游研究多直接回答为何在场的问题[32]，本研究则在此基础上，从数字社会被忽视的如何缺席在场过程入手，探究在场何以可能。

  2.1 公共生活的异化：地方空间的工具性区隔在平台分享经济下的城市旅游2.0 时代，各种城市网红打卡地走红于各大网络站点平台，不仅如重庆的洪崖洞、成都太古里IFS 的“爬墙熊猫”和穿越居民楼的轻轨李子坝等城市休闲与生活空间成为网红景点，上海武康路、青岛大学路和海南陵水“海天一线”城市公路等城市基础设施也成为著名打卡地。城市日常公共空间通过空间压缩在平台中迅速传播，吸引游人纷纷到此拍照打卡，形成地方空间的城市景观和数字空间的虚拟景观。Debord 将景观分为两种形式，集中的景观和弥散的景观

  。传统的景观是嵌入地方空间却与地方社会相分离的空间，而网红景观则是地方空间的符号化嵌套，换句话说，地方生活与地方旅游共享着弥散的空间。大量的游客空间性地聚集于某一被嵌入当地人公共生活的地理空间之中，本地人被迫改变原本的社会生活路线或原本日常活动安排。在这一空间中，城市的管理者、城市居民和游客在某些特定的程度上存在事实上的分离、对立，并开展着空间的争夺。在马路上随意停车、逗留、穿行，不仅阻塞交通，影响本地人的出行效率，而且易生成城市安全治理隐患。游人的大规模聚集也影响取景的效果，本着拍同款照片而来的游客往往抱怨“照骗”。在青岛大学路的随机访谈中，游客表示，“明明在照片中感觉很文艺、岁月静好，到了现场才发现都是人，所谓的照片仅仅是需要长时间排队才能在某个机位下拍摄的景观。”①地方空间被迫景观化，并形成空间工具性区隔，反而使地方空间与旅游景观在空间中分离出来，形成平行空间。而旅行者在平台中上传的照片和短视频则是弥散的景观。为了获得更加多的点赞与关注，上传者往往对照片和视频进行修饰后再上传平台，以验证自己的“精致在场”。数字技术使一个个城市公共生活空间被空间化地看见、被发现、被区隔，成为城市中心景观，与原本的生活空间相分离，然后随着一个个新的网红景点的爆火而逐渐沉浸在数字平台之中，成为“去过”的地方被保留在压缩为照片的数字平台中，幻化为脱离于现实经历的数字景观的虚假想象。这种拍照打卡模式不仅可能带来城市治理中的难题，而且往往难以引发本地人对地方的文化共鸣，等待排队拍照模式也逐渐被旅行者所厌烦，于是云打卡和电子旅游在青年群体中兴起。身体不再是旅行必要的元素，在场亦不再是展现身份和声望的有闲符号，仪式的电子化进一步使个体与公共生活分离。城市旅游的2.0时代也被电子化日益消解了其地方性物质基础。

  2.2 个体生活的复制：地方空间的功能性压缩平台技术极大地便利了出行中的衣食住行需要，也非常大程度上维持了流动中的个体生活形态——服装靠购物软件、出行靠导航软件、吃饭靠外卖软件、住宿靠订房软件，个体生活需求满足模式呈现数码化特征。数码化下，个体生活在旅途中的复制性降低了持续文旅消费的热情。每座城市最富盛名的小吃街充斥着千篇一律以地方命名的特色小吃，地方性符号被工具化为招揽食客的广告招牌，个体生活也在不同城市如流水线般被复制。这种生活模式逐渐从城市拓展至县域，完成了自身版图的拓展。平台化发展使具有规模效应的连锁品牌的影响逐步扩大，旅游越来越固化了对个体生活的简单复制模式。旅游空间被压缩在景区空间与以平台为载体的数字空间之中，形成与地方性生活相区隔的生产性消费空间。

  数字化和交通运输的发展，进一步压缩了旅游中地方空间的文旅功能，其主要结果是通过降低地方性在旅行产品供给中的地位，建构了地方脱离地方性生产的象征属性。在实地调研中发现，菏泽的牡丹闻名世界，2024 年4 月世界牡丹大会在菏泽举办，其牡丹、芍药等更是远销全国，但这些花卉在城市中心城区和景区街边和花店并未得见。在2024年4月初与曹州古城附近花店老板的访谈中，问及未见本地特色鲜花销售时提到原因，“菏泽有牡丹和芍药基地，但不直接对个人出售，主要是通过直接物流运往北京、上海等大城市，或者直接电商销往全国各地。本地人消费水平不是很高，当地人也常见，就不觉得新鲜，所以我一般都不进这些本地花材。你如果想买就能够最终靠抖音下单，前几天我还刷到一个。”

  地方性文化的去地域性改变了地方性文化社会再生产机制，盛产牡丹的地方却未在日常生活中形成广泛的牡丹消费习惯。对于旅游者来说，这也降低甚至丧失了开展地方性旅行的热情。在“原来宣传的再好也就是这样”和“景色最美之处就是照片”的认知下，地方空间功能被认知性的压缩进而传导至旅游社会行动中，旅行变成是“到此一游，下次不来”的一次性活动，这也是网红城市难以“长红”的重要原因。

  2.3 数字技术的殖民：地方空间的去情感性转向地方性空间具有社会情感属性。地方的情感性是生于斯长于斯的乡土情结，是“父母在不远游”的父母亲情，是“西出阳关无故人”的友人之情。地方性空间通过身体、社会互动和社会记忆与情感相连

  。而消费社会则导致了情感贫困的产生[35]，在消费数字化下，消费欲望及其所产生的情绪价值掩盖了基于互动的情感需求。数字技术融入流动社会进程中加剧了社会的陌生化，地方被去情感化。数字视听技术是控制感觉的技术，经过控制常驻身体和灵魂内的意识时间和无意识时间，通过流量的控制来调制这些意识时间和生命时间，个体的内在价值被去个体化了，而使社会个体成为消费者[35]。在访谈中，一位访谈对象这样阐释其旅游热情消退的过程：“看到社会化媒体上周边打卡小城就很想去，之前几乎每个周末都去，但后面真的就变成为了打卡而去，随便逛逛买点东西就回来了，没啥记忆点，有时候连朋友圈也不发了，渐渐也没有热情了。”①数字对地方生活的殖民在旅行中表现为对地方情感属性的双重占领。一是城市空间的景观化转向改变了社会互动的地方基础。数字化订票、订房、租车和订餐，使旅游相关的社会互动由地方空间转向数字空间，城市景观的技术化趋同也逐步降低了城市旅游中地方的价值，旅游地向数字化服务水平更高和数字化宣传更美的城市聚集，而小城市则被简化为不方便、宰客和无价值的片面符号。二是数字记忆的无机化改变了情感存储的社会机制。本体性安全通过回忆和记忆建构

  。记忆的数字形式弱化了个体深度思考的动机，使人慢慢地远离基于生命体的地方情境[37]。旅行2.0 时代记忆的数字化延续并在某些特定的程度上强化了“上车睡觉，下车拍照”旅行模式。在空间数字化压缩下，地方空间的情感载体、基础与存储机制被数字化，情感存储的载体被抽象化为地理意义上的空间景观，消磨了持续性空间对旅游的吸引力，使流量难以转化为实现文旅“长红”的可再生资源。

  3 地方化改造：重塑城市的文化有机性文化有机性是指以身体在场的社会互动为基础，具有情感体验的文化体验、互动与认同过程中所反映出来的地方性文化特征。人们会抗拒个体化和社会原子化的过程，而更愿意在那些不断产生归属感、最终在许多情况下产生文化认同的共同体组织中聚集，这要求必须经历一个社会组织与行动的过程。在“进淄赶烤”和“讨好型滨格”的旅游3.0时代，文旅热潮展现了景观空间的地方性制度化改造过程的行动过程。地方性改造是系统性的多主体文化实践过程，它将时空区隔的景观空间重新嵌入地方性的文化生活中，重新建构在场的身体的社会价值；恢复被消费压缩的地方空间的社会生活，重构地方生活空间的包容性；重塑被生产化的社会情感，强化城市社会空间的情感性联结，焕活城市的生命力。城市不再仅是数字空间中饱和度超标的影像，以及旅游商店中标示消费能力的金额和人山人海排队打卡的网红景观。地方性制度化改造超越了城市文旅热“因人成事”的去制度化陷阱，地方性城市文旅热塑造了有机的地方社会空间，吸引游历者亲身参与地方生活，投入社会互动，并成为城市集体记忆的创造者。

  3.1 具身体验的制度化改造地方空间是具身性体验的主要载体，区别于日常生活空间的地方性空间带给个体不同程度上新奇的体验。随着旅游景区的同质化发展模式，传统的旅行越来越难以带给人新奇的满足感，于是人们自发地寻找未被开发的地方小城（镇），完成个体化的具身体验。具身体验的制度化改造包含两重过程。一是自下而上的个体性具身体验的社会行动，这一具身性的社会行动不再仅以打卡某一网红点作为单一目标，而是对地方文化与生活的系统性发掘。无论是淄博烧烤热还是哈尔滨冰雪热都展现了具身性的地方休闲活动的回归。淄博烧烤作为地方特色，以发面小饼、蘸料、香葱卷肉串的地方独特吃法“出圈”，被网友开玩笑说“烧烤灵魂三件套”。“进淄赶烤”成为2023年上半年许多大学生和家庭短途旅行的主题词。2024 年3 月在甘肃天水，麻辣烫消费也带动了周边的曾因交通不便利、配套景点少等缺少知名度的中国四大石窟之一的麦积山石窟重新获得广泛关注，并形成以具身体验为中心的一整套文旅行程。二是自上而下的地方特色系统性挖掘，并以此形成围绕地方特色文化景观的一整套地方文化制度安排。“进淄赶烤”改变了打卡拍照的旅游模式，而是融入本地人的日常生活。在淄博，虽然是跟风打卡的网红店，但在政府对原材料品质的严格把关下，几乎每一家店的烧烤品质都过关且彰显了地方特色。空间是集中的时间，地点变成了纽带

  。“进淄赶烤”的文旅热中，淄博不仅是旅游网红地，更成为个体休闲生活的空间载体，使游人无需担忧自我身体形态和所拍摄照片的不完美，便可以开启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哈尔滨冰雪热延续，进一步彰显了这一特征。哈尔滨所呈现的对身体体验的发展性尊重使地方获得了社会普遍信任，在以地方文化为载体的群体性互动中，构建了城市“讨好型滨格”。事实上，哈尔滨最早“出圈”是源于2023年12月著名景点冰雪大世界正式开园当天的退票事件

  。一位曾亲历此事的访谈对象这样解释旅游中体验需求的变迁：“我是2023年冬天最火的时候去的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冰雕很壮观，但感觉看了个景，啥也没玩到，有点遗憾，之前真的看过就不想再来了。后来听说文旅局推出的措施感觉很暖心，都说冰雕是消失的艺术，希望明年的时候能再来体验不一样时期的冰雕，并还有东北洗浴和炖大鹅。”②文化旅游中旅行者对身体参与程度的需求，已经远远超越观看本身，而是更深层次的地方人文体验。为了可以给游客更好的体验，在文旅局指导下冰雪大世界园区连夜完成了整改，并为由于排队过长没有体验到全部项目的游客开设了退票服务。虽然随后出现恶意退票，甚至会出现在网上指导别人如何在入园游玩后退票的操作方法，但园区亦选择非一以概之，而是在听取游客的意见后完善了各项预约机制，真诚地接受持续的监督。哈尔滨文旅热所展现的具身性不仅是本地的冰雪自然风光、热情幽默好客的地方风土人情和东北洗浴人情味的身体体验，更是区域内时空融合的文化体验。随着哈尔滨文旅热，沈阳的飞天凤凰灯饰、齐齐哈尔的丹顶鹤和鄂伦春族的表演纷纷出现在哈尔滨的街头。内蒙古鄂伦春自治旗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代喜院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虽然在哈尔滨巡游的并非来自我们鄂伦春自治旗，但通过这次机会让那么多人看到鄂伦春族，了解鄂伦春族，我们真的很感谢。”③流动性与时空重组已经是数字社会不可逆转的社会基础，但时空区隔并非时空重组后的唯一结果。时空重组下中心与地方的融合，使地方成为能够容纳和支持个体在场社会互动的社会空间，为共享地方性文化互动提供了意义来源和便捷途径。具身体验的制度化改造过程，拓展了地方性的物理空间边界的同时，也超越了流动空间对地方性文化重组的传统模式，构筑了数字社会中地方空间对具身体验的制度合法性基础。

  3.2 地方性生活的制度化超越传统地方生活的表现形式是临近的、日常的和私人的。地方性生活的制度化则是指超越传统地方性生活的表现形式，呈现出开放性、仪式化和公共性地方生活特征，以使地方性文化得以体验和传承，并形成普遍文化认同的过程。

  消费降级被视为淄博和哈尔滨出圈的重要原因之一，得益于相对低廉的物价而成为追求性价比下的替代选择。以消费的高低与是否消费来解释消费的降级是不完整的。一位访谈对象这样解释两者之间的关系：“之前几年，每年跨年我们都是租车去香港维多利亚港口看烟花，今年选择走着过去。不想花钱倒是其次，主要是年年去没什么新意。去之前也担心，但走着过去真的很惊喜。路上遇到好多同路的人，虽然还是人很多，但不像之前一样堵在车上，和周围的人天南海北地聊天，这个体验很不一样，陌生人一起分享跨年的喜悦。”

  现代交通和通讯技术极大地延展了个体与远方建立和维系关系的能力，却也同时弱化了对作为日常互动场所空间的附近在社会意识中的意义

  。时空的压缩使“附近”转化为连接景观间无足轻重的客体。淄博和哈尔滨从某一种意义上说，确实更具有性价比，例如，淄博火车站有免费乘坐去往八大局的接驳公交车和贴心指路的志愿者，哈尔滨也有免费接送游客的出租车和街边本地人自发给游客们发放的冻梨和糖葫芦。但免费并不足以驱动一场跨越上千公里的旅行，而是互动仪式化过程中的情感体验与文化记忆，其本质是向游客开放地分享地方性的生活，通过过渡性的仪式使游客获得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不一样的文化体验。地方性生活的制度化超越主要是通过两种具体机制实现。一是自上而下消费规范，主要体现为政府对旅游服务产品消费价格的规制，如对酒店和民宿等价格不合理增长的处罚。文旅治理通过对消费主义的和制约，追求的是地方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而不是短暂的流量红利。日益完善的文旅服务体验为广大购买的人享受地方居民日常平价而非专属外地游客的虚高商品与服务，并真实地体验地方性生活提供了便利。因此，虽然新兴的网红“小城”既不如大城市交通便利，也不如旅游热门城市景观宏大，但地方文旅治理规范性在互联网传播下越来越成为被向往的新打卡目的地。二是自下而上的市民集体参与地方文旅空间的仪式生产，表现为本地人自发地街边派发网红特产，其本质是营造类亲属的互惠交换模式代替旅游中特产的商品消费。这种社会互动并不是排斥本地人而仅针对游客的景观空间营造，它亦鼓励本地人去参加了，无论是加入派发的志愿者队伍之中，还是带着其他特色纪念物品来交换。作为仪式的互惠交换营造了一种包容的开放社会互动空间，依托地方美食特产与地域直接关联的口音与语汇等地方性文化载体，地方间的社会互动得以在旅游所形成的短暂时空中实现，游客得以在这一互动中更真实地感受和体验地方性生活。这种民间的空间互动也联动了官方的互动。为感谢哈尔滨的热情，南宁市赠送190 吨砂糖橘和沃柑给哈尔滨，黑龙江抚远回礼10万盒蔓越莓给南宁市民品尝。跨越南北的仪式化互动超越了以个人为中心的私人交往，形成具有社会共识的社会交换模式，这也使更多的地方被“看见”。曾被认为是进口产品的蔓越莓，在礼物交换中被更多的本地市民了解，原来家乡是蔓越莓的重要产地，亚洲40%的蔓越莓出自黑龙江抚远

  。互惠交换模式在旅游空间中的社会再生产重新将地方仪式化嵌入市民和游客日常休闲活动之中，并流动性地在更广泛的空间之享。地方生活仪式化与其说是一种消费降级，不如说是个体厌倦了货币化的数字生活方式而制造具有人情味和地方感的“附近”的社会行动。所谓“附近”不仅是地理空间上的邻近，而是心灵空间的邻近和地方社会空间在社会意识层面的聚合。地方性生活的制度性重构不仅是一种文旅消费导向的生产性行动，更是重构数字社会下地方性的社会性行动。个体难以改变地方性生活在流动的数字社会中被消解的现实，制度化的改造路径则为之提供了一条文化适应的自主性路径。所以，不仅本地的文旅从业者，城市市民也因此发展出了参与再造地方行动的动机，共筑了地方文化生活。

  3.3 个体情感的地方性重塑旅行情感体验的个体化将文旅消费的消费属性与社会属性相分离。对大众而言，依赖有限的文旅消费获得持久的情感体验和形塑情感认同慢慢的变困难。平台化的文旅消费模式进一步限制旅行中真实的情感互动过程。个体情感的地方性重塑是将旅行情感体验重新嵌入地方空间之中。依赖社会信任的情感体验要求这种嵌入必然是一种系统性和正式化的制度过程。公共空间的本质是由种种社交仪式、惯例习俗和礼仪形式构成的表演空间，是塑造公共关系并赋予这些关系以情感意义的材料

  ，情感表演变成有待出售的商品形式[40]。情感的商品化使地方超越了空间的边界独立出来，地方性的礼仪与习俗及其所外化的表演被产品化，成为旅行市场中售卖的商品。在旅游市场上，几乎在每一座城市的著名商业街，都能找到湖南的臭豆腐、老北京的爆肚和四川的串串香等同质化的消费品。地点不再指涉关于一同生活体验的社会集体记忆，而仅作为一个文字符号被保留下来。跟着社会信任的地方性纽带断裂，地方性的情感整合能力被弱化。地方性的无机化与同质化是现代性在城市建设运动的结果，地方原有的属于情感交往的日常互动场所与城市旅游空间相分离，旅游空间被改造成纯粹的消费性和无机性的生产性空间，而空间的消费者也通过数字传播成为生产循环的关键一环，他们的情感也被纳入生产的全部过程之中，从事生产性的消费。在这样的一个过程中，数字社会中休闲消费的消费者被改造为劳动者。但是，在“进淄赶烤”与“讨好型滨格”所塑造的文旅生活空间中，则重新将情感从生产劳动中区分出来，嵌回地方，重现了其非生产性的特性。个体情感的地方性重塑实现社会机制是制度化地方性具有情绪体验的互动过程，而非单向度的情绪/情感消费。一位访谈对象这样描述其哈尔滨情结：“我是2017 年因为《爸爸去哪儿》带火了‘雪乡’的时候去的，感觉很商业化。在冰雪大世界就待了半天，同行的朋友病了在酒店，我就自己逛了一会儿，就出来了，没啥意思。我们旅游一般都是打卡，去过的地方都不想也不会去了。但我明年还要再去哈尔滨，想体验被东北人叫‘小土豆’。”

  招待全国各地游客而推出的各种去商品化的贴心服务表现被戏称为“讨好型滨格”。为避免游客和市民滑倒，新年伊始，哈尔滨史无前例地在中央大街便铺上了地毯。在哈尔滨“侵华日军第七三一部队罪证陈列馆”外，志愿者免费为排起百米长队的游客送玉米糊，“感谢您的行程有这一站。”②情感性制度性嵌入使旅游活动从景观空间有机会重新融入地方社会空间之中。有机地融入情感要素的地方性文化，甚至能够发展出超越地理空间，建构属于地方的情感互动空间的社会力量。正如访谈中一位青年对地方情感的理解，“我来自广州，但每次去北京都会去‘无名高地’，可能它在传统意义上并不出名，也不是经典，即使它已经从驻唱酒吧变成东北烧烤，我也要去。去和烧烤的店员聊聊天，和其他过去打卡的人聊聊天，上次还新认识了一个贵州的朋友，当时我们大家一起去吃南门涮肉。”③承载了情感记忆的空间并未随着时空的变迁消失，而成为了体现城市包容性的新地标，承载了跨越时空的新的旅游纪事，并有机地融入为城市地方性文化生产的其中一环。近年来，在青年群体中所兴起的博物馆热潮亦展现了个体与地方空间的重新嵌入

  。历史与文化不是内嵌在电子设备屏幕内的无机符码，而是与地方关联在一起的集体文化记忆。文旅活动的再情感化是在空间融合的地方性互动中创造并完成的。哈尔滨文旅热不仅带火了一个城市旅游业的发展，而是融入了由市民广泛参与的地方性社会情感再造。“小土豆”“小砂糖橘”等不仅是属于地方的美食名片，更是关于国家整体性和民族情感性的集体表达和文化记忆。台湾小朋友一句“小当归”走红网络的背后，是地方性与民族性的情感联结，为形成持久的情感体验和形塑情感认同提供内生性动力。

  4 结论与讨论：从旅游的具身性到文化的情感再造在“进淄赶烤”“讨好型滨格”等地方性文旅品牌发展过程所展现的城市旅游模式中，旅行者、旅游管理者、旅游从业者和城市居民不仅是站在商品销售柜台前后的消费者、售货员和围观者，更是真实融入地方生活、参与地方性互动和制造集体文化记忆的行动者。文化的地方性情感重塑是多主体共同参与城市文旅景观生产的社会动力，地方性文化的制度化重构是淄博、哈尔滨等城市能够接住流量的根本。流量的地方性转化成为新型网红城市走出“成也流量，败也流量”陷阱的关键。在2024年的冬天，已经有很多人期待春暖花开的哈尔滨，在没有老天赏饭吃的季节中，情感承载着文化在地方中延续。这表明，城市文旅热并非是一种基于数字流量的昙花一现，而是地方自主性崛起的证明，其生命力展现于地方性的制度化重构。地方性的制度化改造是应对流动社会下地方公共生活异化、个体生活抽离和数字技术殖民的集体行动，以对抗地方空间的工具化、功能隔离和去情感化倾向。地方性与乡土性是对传统西方人类学地方性概念的矮化，地方性不是与现代性相对立的概念，而是基于地域又跨越地域的现代化动力

  。地方性的制度化表明，“进淄赶烤”“讨好型滨格”等城市文旅热潮不仅是某一主体或领域内的无组织行动，其本质是基于地方性再造的共同信念下的城市集体文化行动。地方性的制度重构本质是地方文化生活系统性重组。它使被数字生活中在场缺席的大众重新真实地走回公共生活，在共享地方性的文化互动塑地方文化生活、共创地方的文化记忆，使在数字化的经济下被边缘化的城市地方生活重新并持续地成为经济稳步的增长引擎，将在数字社会中被异化的社会情感重新嵌入地方性集体生活（图1）。

  地方性的制度化改造无法精准地预测下一次被引爆文旅热的城市是哪里，但大概率可以预测通过地方性改造的城市必将承接住流量的“东风”。淄博旅游重拾具身性的地方休闲和哈尔滨以“讨好型滨格”对旅游文化的情感再造，为地方提供了多样态的文化情感重塑样本。处于边缘的“地方”在旅游文化市场中重新被看见。哈尔滨的文旅热让人们看见的还有抚远市蔓越莓和川渝的铜梁龙。社会制度是文化的线]

  。大众是地域性的，大众的生活与经验根植于地方。旅游2.0时代向3.0时代的演进展现了地方自主性在中心化的数字社会的崛起。随着数字社会发展起来的旅游3.0 时代，进一步改变了旅游信息社会生产的机制，个体化旅游蒸蒸日上，旅游信息呈现出多生产主体、多传播方式和多样性内容信息等特征，旅游目的地也从少数的文旅城市和网红城市（向多样态的特色城市）拓展，既有新兴的网红城市的崛起，也有特色小镇的突围和传统旅游城市的焕新。形塑旅游3.0时代的微观机制便是地方性的制度化改造及其过程中所孕育的地方自主性。地方的自主性不仅仅具备生产性，也是社会性和情感性的，其本质是地方文化的社会重构。地方性的制度重构不但没有导致地方间的分离，而使地方走向融合，在文化旅游的个体化流动中生成了社会整合的能力，这种社会整合能力是城市文旅管理者与从业者、城市市民和外地游客源源不断地加入到城市景观的生产之中的地方文化根源，展现了地方的文化自主性。

  数字技术发展的初期，地方性被掩盖与超越，成为难回的“故乡”，但这并不代表数字社会下地方性必然走向没落。近年来，淄博、哈尔滨以及天水文旅热展现出一种新的发展可能性。地方空间的重新发现、地方生活的重新定义和地方文化的重新组合不仅是一种是文旅生产要素的重构，更是社会文化要素的重塑，二者的互构为制度化的地方性重构提供了自动化运行可能。研究从社会学视角提出地方性的制度化重构，为透过文旅热理解数字社会下城市生活模式和地方文化共同体发展模式变迁提供了一个框架。